[10]这一概念完全抛开《立法法》，另起炉灶地创设了全新的规范类型，但却并未澄清其在法源体系中的定位。

[22] 参见参见【美】保罗．布莱斯特、桑福．列文森、杰克．巴尔金、阿基尔．阿玛尔编著：《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第四版．下册），陆符嘉 周青风 张千帆 沈根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1页。这意味着放松对孕妇堕胎的管制显然是可行的。

如果要推翻规则R，这意味着制定该规则时所作的衡量并非正确，其原因可能为：在制定规则时，有一个或数个原则被遗漏，如果将这些先前没有被考量的原则重新纳入权衡过程，将改变权衡的结果，即原先的规则将被改写。因此，有必要对原则权衡论证方法的基本法理作一个简单的铺陈。这就足以使我们将该规则退回至重新衡量的阶段，针对个案条件以寻求公正的判决。衡量结果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p1p2）CR[7] 上述原则权衡的结果形成了一个以C为构成要件、以R为法律效果的规则，由于P1优先于P2，P1可以视为支持该规则的实质性原则。而法律体系内的法律原则等评价标准，在终极意义上不过是各种相互竞逐的利益评价的结果，它们本身就是被评价的对象。

布莱克曼（Blackmun）大法官在此案中所作的原则权衡，开始于结果考量。[5]在实务上，填补基本权规定之漏洞的前提条件是确认漏洞的存在，这关涉对特定基本权规定意向的探知，因为漏洞就是基于法律的规定意向所作的不圆满性判断。[30]换言之，在要求审查程序中，启动审查的决定权在于要求者，而不在于作为被要求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欧洲国家的宪法较多赋予地方议会审查提请资格，其主要原因是实施地方自治最为普遍和彻底，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地方自治的普遍化与全球化过程中，欧洲引领地方自治的时代潮流。统计过程中去除了重复的内容。[5]因此司法审查模式只是不需要专门规定审查提请主体资格，而非否定地方议会的提请主体资格。一方面，自我遵守宪法和法律是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前提，否则省级人大常委会不仅违反自身遵守宪法的义务，也会给辖区内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带来地域性法治困扰。

此种提请主体资格是宪法审查启动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我国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但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究其原因是它处在宪法审查理论与地方制度法学的交叉边缘地带。提出法律问题的主体如某市建工集团、某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等，大多具有国有企业的身份从而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存在一定联系，因此可能请求省级人大常委作出法律解答。

作为我国政权建设中的一项重大改革，地方设人大常委会，不仅加强了对地方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监督，而且也便于地方人大自身的活动。但这种管道性权力在立法法中却必须以实体性权力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审查建议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而反馈则由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作出。[5] [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80页。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一方面，省级人大常委会的要求管道与其他四大主体存在一定包容关系，另一方面，外国宪法中对地方议会提请资格所作的在其权限范围内的限定，对我国省级人大常委会几乎没有意义。关于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在21个国家的宪法中，地方议会的宪法审查提请主体资格具有极为丰富的设置，这体现在提请主体形式、提请审查对象和地域分布三个方面。公丕祥：《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区域法治发展》，载《法学》2015年第1期），甚至产生区域间法治竞争（参见孙笑侠：《局部法治的地域资源——转型期先行法治化现象解读》，载《法学》2009年第12期。

所谓学者绘制地图，政治家选择道路，规范地图既已绘成，剩下的就留给睿智的政治家吧。事实上，立法法在衡量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提请主体资格时也充分考虑了这一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是地方一级权力机关，是保证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贯彻实施的重要环节。

为保证准确性，统计时进一步查阅了相关文本的英文和法文原文。第四，省级人大常委会基于辖区内人民法院的请求提出法律询问，在数量上非常罕见。

[13] 李晓兵：《法国第五共和宪法与宪法委员会》，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25] 根据新《环境保护法》（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4月24日修订）第15条和第16条的规定，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只是基础性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标准，由此，在省际间分别制定不同标准的情况下，标准低的省级单位可能对标准高的省级单位造成环境损害，在省际协同制定统一标准的情况下，违约的省级单位可能对其他单位造成环境损害，两方面的省际利益冲突都无法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众所周知，法律法规的调整范围极为广泛，几乎涉及所有领域，故为防止地方议会滥用此种提请，多数国家明确将其限定于地方议会的权限范围内，安道尔则在数量上进行限定，三个及以上的市镇议会才可提出法律法规违宪申诉。随着人们对合宪性审查程序和提请审查主体的重视，在现有法律程序框架内强化审查的动力机制并非毫无可能，一直受到忽视[43]的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审查要求权经充分论证后极可能形成重要的制度体系，并且，不断发展的多样化地方法治实践[44]可能给其审查要求的提出带来多元的政治动机。[40]其次，从内容上看，既可包括抽象审查要求（如方案一），也可包括具体审查要求（如方案三、方案四），方案二则视情形包含抽象与具体两种形式，下级人大的请求会导致抽象审查要求，而本省辖区内的地方法院基于司法个案产生的请求则导致具体审查要求，不过地方司法机关在司法个案中发现的法规违宪违法问题可以进行选择管道选择，即可经由省级人大常委会亦可经由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审查要求。[37]实际上，立法法之所以赋予省级人大常委会审查要求权，也是因为考虑到省级人大常委会在法律询问答复程序中的积极作用。

前者常常表现为地方与中央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11]属于宪法权力划分的范畴，后者则属于地方自治团体的自治权保障，源于地方议会作为地方利益代表者的地位，极少数国家甚至将自治权保障扩展到立法不作为。第三，省级人大常委会应按照特定条件受理辖区内的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的请求，在筛选和过滤的基础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

[32]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被动地位是相对的，仅存在于要求审查程序中，而在此以外则可以极为主动，如在备案审查程序中，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参见《立法法》第99条第3款。三乙、意大利允许大区议会对其他大区侵害自身权限的法律或措施提请审查，这种设置具有在宪法上解决地方单位之间利益冲突的功能。

这五项功能的揭示足以细化甚至刷新关于宪法审查制度之功能和价值目标的传统认识（即人权保障和法制统合）。[6] 刘海波：《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司法调节》，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

因此，规范依据与事实基础能够相互佐证，并共同揭示出省级人大常委会行使审查要求权的下列方案：第一，省级人大常委会在自身工作中若发现具有违宪违法嫌疑的法规，应主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就此，可以考虑常委会主任、主任会议、特定比例（如南非宪法规定的20%）的委员甚至省人大代表和代表团等主体的激发作用。[18] 刘松山：《健全宪法监督制度之若干设想》，载《法学》2015年第4期。注释: [1] 在已有相关成果中，仅郑磊博士对德国和奥地利的邦政府提请资格进行过简略的研究，参见郑磊：《宪法审查的启动要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21个国家在提请对象上共有四种组合情形：①9个国家仅选择第一类（3甲，5乙，1甲+乙）。

而提出审查建议，能否进行正式审查程序，还要经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看是否必要。（二）省级人大常委会在人大纵向结构中的纽带作用 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联系省以下地方各级人大与全国人大的纽带。

关于法律询问答复制度去留的讨论可参见林彦：《法律询问答复制度的去留》，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更未注意到省级人大常委会作为法律询问提出者的积极角色。可见，省级人大常委会在法律询问答复程序中发挥了最重要的提请作用。

[2] 本文所谓地方是以中国宪法为基准的，即凡与中央相对的都属于地方范畴，虽然特定国家的邦、大区在其本国宪法中并非狭义地方，但与我国的省等地方在层级上却具有可比性。第二，省级人大常委会应按照特定条件受理辖区内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如本省辖区内的地方法院）提出的请求，在筛选和过滤的基础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

学者通常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权范围限定在主要指向由它们产生的地方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即限于地方国家机关直接执行宪法的违宪行为尤其是地方有关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的违法违宪行为。在此权力结构中，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既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指导又具有指导下级人大的功能，同时还需要全面和及时地反映本行政区域内人民的利益与意愿并向全国人大作适当传达。从活跃的法律询问提出者迈向可能的法规审查要求者，这对省级人大常委会来说将是实质性但绝非不可能的进步，而且功在千秋。关于法律询问答复效力的研究可参见褚宸舸：《论答复法律询问的效力——兼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机构属性》，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4期。

上下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同属人大系统，省以下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遇到法律疑难问题时，只能在系统内求助于上级国家权力机关，而非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或检察机关。可见，地方议会提请的主要功能是调整央地关系（尤其是保障地方自治权）和维护法制统一，次要功能是对地方议会少数派进行程序保护、解决不同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监督地方行政。

[15] 林来梵主编：《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3页。[38] 参见前注21，张春生书，第257页。

一方面，与其他四类要求主体是单一主体不同，省级人大常委会是一个群体，它由22个省（不含台湾省）、5个自治区和4个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构成，因此不仅亦可如其他四大要求主体那样在地域上涵盖全国，而且正可以发挥所谓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风险对冲效应。之所以有此差别是因为，审查要求在性质上是特定国家机关的公权力，因此具有正式性、公定力和强制性，也必然产生审查程序启动的后果。